从曹汝霖回忆看百年法治维艰路

发布日期:2019-08-11 02:29   来源:未知   

  世人所知的曹汝霖,是“五四运动”时,学生焚烧赵家楼时的卖国形象,作为有名的亲日派,曹汝霖的确在当时引发了国人的愤恨。不过,世人罕知的是,曹汝霖还曾做过很长时间的律师,他领取的律师证是“民国第一号”,可谓最资深的律师了。从他所著的《曹汝霖一生之回忆》一书中,我们可略窥民国初期法治之一斑。

  曹汝霖做律师时,章宗祥任相当于最高法院院长的大理院长,章宗祥在五四时,是与曹汝霖齐名的亲日派,和曹一样被人人喊打。不过,据曹汝霖自己的回忆,他做律师后,为了避嫌,即使是与章宗祥也少有相见,见了面也决不谈讼事。至于其他法官,例如余戟门、林行规、姚次之、张棣生等平时极熟的人,也绝少往来。他感慨地称:“当时法官真是廉洁自好,对于讼案,慎重审理,散值后犹携案卷回家工作,可当得起清、慎、勤三字。各省法官亦蔚成风气。”

  这可是一百年前,中国刚创法治之时,法官能有这样的操守,极为难得。www.846888.com,让我们这些一百年后的生人,也极为感慨。因为,时光走了一百年,我们竟有了今不如昔的感觉。我们的法官腐败在今天似乎司空见惯,甚至是法官高官腐败也习以为常。前有广东省高院院长麦崇楷腐败案、湖南省高级法院原院长吴振汉腐败案,后有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黄松有腐败案。

  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院长钱锋有这样一个段子形容某些“问题法官”的两面人生:“小圈子外,冠冕堂皇,正人君子;小圈子内,漆黑一团,腐败透顶。八小时内,受人尊敬;八小时外,醉生梦死。”

  至于律师与法官的关系,那不是“绝少往来”,而是过往甚密,几乎每一个腐败的法官背后都站着一名律师。当年“辽源打黑第一案”的主角“黑老大”刘文义,在初审时获刑20年,但几经司法来回后,最终仅判刑5年,而帮助刘文义与法官牵线搭桥的正是一名叫郑绪达的律师;湖南省高级法院原院长吴振汉受贿600余万元,多是经过案件代理律师穿针引线;深圳中院窝案,贿赂法官事件多以律师为中间人,甚至律师亲自操刀贿送巨款。黄松有也不能免俗,“2005年至2008年间,黄松有利用职务便利,在有关案件的审判、执行等方面为广东法制盛邦律师事务所律师陈卓伦等5人谋取利益,先后收受上述人员钱款共计折合人民币390万余元”。

  曹汝霖对当时的法官操守是否有夸大之嫌,我们不得而知。但当时法官对于法治的坚守,恐怕不容质疑,因为有案例为证。曹汝霖曾代理过一个案件,该案的被告人,论事实应判处死刑,一审、二审也确实判处了被告人死刑,但曹汝霖认为,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不能判罪,将此案上诉到大理院。这事儿放到今天,维稳压力、上访、民愤等因素,恐怕也就维持原判了事。可当时的大理院却是撤销原判、改判无罪。可见在一百年前的北洋政府的法官,也是熟知并坚守“罪刑法定”和“无罪推定”原则的。

  惜乎,时至今日,在司法实践中,法官仍然不敢坚守“罪刑法定”。在佘祥林、赵作海等案中,法官明知疑点重重,但是在当地政法委的协调之下,还是违法作了有罪判决。可怜佘祥林、赵作海只能等到“死人复活”才得以洗清冤案,上演了一场现代版“窦娥冤”。而安徽阜阳颍泉区区委原书记张治安指令区检察院检察长汪成打击报复举报人,汪成听命逮捕并起诉举报人,致举报人冤死于看守所。这些人的操守为何不如百年前的法官?盖因为他们的帽子、饭碗都在地方党政官员的控制之下,正所谓“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

  曹汝霖对当时的法治与司法环境也有颇多不满之处。譬如,他提及监狱与看守所时说,监狱是在清末新建、洁净有秩序,是为清末预备立宪而新盖。但是,地方厅的看守所,却是逼窄污秽,秽气熏人,令人难受。他感慨地说:“论理看守所,为留置未决犯,监狱则为收押已决犯,看守所应比监狱为优待,今乃适得其反,殊欠其道。”这话是有道理的,关在看守所的,以前叫“未决犯”,现在叫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也就是并没有确定有罪但有犯罪嫌疑的公民,所以,对于这样的公民,在住宿和饮食上不能亏待才是;而关在监狱的,以前叫已决犯,现在叫罪犯,那就是法院判决有罪的公民,那么,鉴于改造和监禁需要,可能对他们各方面条件进行一些限制。所以,看守所的条件理应比监狱的条件要好些才对。

  我想曹汝霖如果活到现在,那么,他将更加感慨。因为,一百年后的今天,有关看守所的观念与条件,居然没有什么变化和改观。今天的平常民众甚至司法官员,仍将犯罪嫌疑人当作罪犯,丝毫没有“未经人民法院判决,任何人不得认为有罪”的观念。四处可见公捕大会、游街示众。

  且看守所的条件至今不如监狱,多人同关一室,被强迫劳动,伙食极差,看守所利用所内商店赚钱是司空见惯之事,侦查人员利用看守所的改善条件与犯罪嫌疑人自愿供述作交易。甚至看守所里出现人命案也时而有之,最为有名的是前些年云南的“躲猫猫”事件,之后有层出不穷的“做梦死”“洗脸死”。而监狱条件比看守所好多了,因为监狱的罪犯可以进行劳动来为监狱创造效益,从而得以改善居住和饮食条件。

  曹汝霖还感慨于乡民的愚味,将律师当作以前的巡按,殊为可笑。有一次,曹汝霖到保定出庭,晚饭后,有二十余乡民,跪在中庭,求大律师申冤。中国古代历来有百姓跪拜清官、求申冤的传统,但是,在现代法治国家,一切就应当依据法律来行事,而法官也应当公平司法,伸张正义,并不需要百姓跪拜,所以,民众跪拜律师,让曹汝霖心生感慨。问题在于,百年法治,峰回路转,民众的跪拜之风不但未减,反而更甚,跪拜政府官员、跪拜法官、跪拜律师,跪在政府大门、信访局大门,无所不跪,只要他们认为有一线生机,就顾不得“男儿膝下有黄金”的古训了。跪拜政府官员、跪拜法官是因为他们经常有冤不得申,经常遭遇不公正的执法、司法,他们只能寄希望于清官。而跪拜律师,是他们寄希望于某些正直的律师能为民请命,帮他们伸张正义。

  一百年过去了,我们人类的认识不知进步了多少,科学不知发达了多少,按理说,我们的法治也该进步不少,奈何百年后,我们的法治仍在徘徊,让人徒生感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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